關于地標建筑的糾結：要還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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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7月13日，申奧成功。人們揮舞著國旗走上北京街頭歡呼的時候，大抵是因為這一場盛會終于輪到中國舉辦。不會有人想到，七年間，以奧林匹克為由頭的一場地標性建筑風潮刮遍以北京為核心的中國版圖。七年間，北京多出的不僅僅是幾處造型搶眼的建筑，更是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激進的念頭。

       時值申奧成功第九年，奧運落幕一周年，上個月13日朝陽門SOHO的三期設計圖公布。吸引人們眼球的除了設計師的名字扎哈•哈迪德外，就是一個數字，400 萬英鎊（約合4400萬人民幣）——金融危機似乎沒有影響到頂尖設計師的行情，中國的業(yè)主也并沒有因為大環(huán)境的不妙而謹慎地收緊腰包里的現金。潘石屹對此也笑稱“不惜花重金”，卻“物有所值”——在他看來，朝陽門SOHO日后必將與鳥巢、央視新址并稱為北京新地標。        成為新地標，是開發(fā)商與設計師之間心照不宣的準則。沒有誰再輕易滿足于中規(guī)中矩的設計圖，并期望將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從功能”與扭曲的外形相結合，以達到內涵同樣搶眼的效果，但好事總不會一直降臨在同一個人身上，建筑也是如此。   新地標運動        在英文的釋義中，地標性建筑被稱為Landmark。建筑界一直將其理解為高大、設計感強烈、讓人一眼記住的建筑。它標示著你來到某個區(qū)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城市的方位劃分。從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到巴黎的新凱旋門，這些近二十年內新建的建筑吸引了人們的視線，將其與古老的紐約自由女神像、凱旋門等附著著歷史意義的老地標區(qū)分開來，被冠以新地標的稱謂。       在中國北京，區(qū)分于天安門、故宮這樣的歷史地標，十年以前的國貿、東方廣場等商業(yè)場所開始被人們視為某一區(qū)域內的新標識。近幾年，國貿在四周不斷樹立起來的建外SOHO、央視新樓、世貿天街等新建筑的包圍下，出現了這樣的畫面——在同一區(qū)域，卻多出了好些個標志點。走兩步一地標，是北京的現狀嗎？       建筑界的浮躁氣息被奧林匹克之火點燃，新建的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與央視新址將新地標運動轟轟烈烈地推向高潮，開發(fā)商們都期望自己的建筑能在北京的大沙盤上與眾不同。所以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保羅•安德魯（PaulAndreu）要說，當我把這個設計圖拿出來時，自己都不可思議，但是保守的中國人卻接受了它，他們急需一個現代化的“蛋”告訴世界，中國和過去不一樣了。       國外明星設計師的涌入造就了這些建筑的奇跡，造地運動卻沒有因為奧運的結束而告一段落。急速的開發(fā)中，人們往往忽視了地標也需要附屬上的文化意義。巴黎的新凱旋門位于巴黎拉德芳斯（laDefense）金融商業(yè)區(qū)中心，處于中軸線上，在新舊兩個街區(qū)之間，門的意義貼合城市的歷史，貼合周圍的環(huán)境與生活的氛圍，這在北京的造地運動中，是被忽視的盲點。   職業(yè)設計師VS責任感       香港文化名人陳冠中在一次對談中提到，FrankGehry在迪斯尼設計了一個全鋼材材質的音樂廳，太陽下這棟建筑令周圍的溫度上升了15度。這棟地標建筑給周圍的環(huán)境帶來了什么？陳表示，建筑不是裝置藝術，它不可以說拆就拆，它帶來的影響是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所以它需要極大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將這個問題拋給了學習了十年建筑的專業(yè)人士Ben。他的最后兩年學生生涯貢獻給了哈佛建筑學院，并留在美國的設計院工作了兩年。Ben表示迪斯尼的音樂廳在洛杉磯的市中心，那附近沒有人居住，人們喜歡那個建筑，它就是一個成功的建筑。一座建筑，例如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它獨特的外觀吸引著人們自發(fā)的前往觀賞，為地區(qū)帶來旅游價值之外，也帶給公眾美好的感受。這就是成功的新地標。他在和我的對話中幾次提到：不明白什么是設計師的社會責任感。他認為，一個職業(yè)的建筑設計師，只是商業(yè)行為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負責提交合理的設計，滿足開發(fā)商的想法，只要不違法就可以了。       這樣的交鋒不止出現在職業(yè)設計師與非專業(yè)人士之間，還體現在設計師群體內部。于是不同的陣營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世界上才會出現不同的房子。那么職業(yè)設計師的責任感究竟落在何處？       CCTV 新址的候選設計中有伊東豐雄的一份提案——一個水平擴展的直徑300米的大圓盤，足以以一層的的面積涵蓋幾塊功能，適合CCTV所需的大型演播廳的設置，并增加了員工互相交往溝通的可能性，這些實際的考量將責任感這樣的虛詞融入到圖紙當中。遺憾的是，設計師的好意并不為開發(fā)商領情——他們需要一座地標，就像庫哈斯的兩個扭曲重合的L，而非一棟實用的辦公樓。   公眾的選擇       大多數的北京人并不覺得這個城市缺少稀奇古怪的摩天大樓，他們習慣了在寬闊大氣的街道上抬頭就能看到太陽，沒有水泥與玻璃幕墻的阻擋，對城市規(guī)劃的抱怨多來自于中心綠地的面積縮水，公眾場所設施的不健全等等。古老的城市在變遷中陌生起來，當老北京人還在用呼家樓、白家莊、八王墳表述朝陽區(qū)CBD周邊區(qū)域時，其實已經沒有那所謂的樓、莊、墳。建筑不存在，地標意義卻仍然存在。這也許是新地標最難以抗衡的——無形的記憶地標。       一位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人士指出，地標并不是建出來的，也不是由設計公司設計出來的，而是被公眾認出來的，是大家對它的評價和認可才能使某個建筑具有影響一代人或是幾代人的能力。那么，在建立這些“地標”之前，是否有開發(fā)商和業(yè)主對周邊人群進行過探訪，了解過他們對新地標的認同感有多少？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這一場改變城市版圖的運動中，只有公眾失去了對地標發(fā)表任何建議的機會和權力，哪怕這座地標的名頭是為公眾而建的開放性廣場，哪怕一座扭曲的充滿反光面的大廈即將出現在自己的陽臺對面。       馬巖松在參與制定北京未來的規(guī)劃時說，希望為人們建造更多的開放式綠色區(qū)域，而不是大樓。但是，更多的現狀是，用35億元人民幣的投資將迪拜的七星級帆船造型酒店照搬到廣東佛山，定位為珠三角地標性建筑——這條新聞以絕對驕傲的態(tài)勢告知廣東民眾，我們有更國際化的新地標，哪怕它只是一次可笑的復制。       也許，需要興建這些新項目的開發(fā)者們真正意識到，并不是外觀接近方西的樓群才能成為地標，四合院同樣可以成為地標的時候，新地標的運動才能夠放緩腳步。因為那時，才是城市規(guī)劃者們從白熱化狀態(tài)中冷卻下來思考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