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汽車限牌模式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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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主要的限牌模式是北京的無償搖號和上海的公開競拍，廣州則是兩種模式的結合，即“無償搖號+有償競價”方式，此次深圳推出的小汽車限牌則借鑒了廣州模式。

    對于搖號模式和競價模式，外界認為各有優(yōu)劣。比如，北京搖號政策注重共享，是福利性的排隊，很多短期無需求的也加入，因此還要甄別是不是剛性需求，這樣浪費了更多的公共財力資源，效果也不一定很理想。

    上海的公開競價借鑒了新加坡的做法，通過價格杠桿來調節(jié)車牌配額。有觀點認為，上海拍牌制度雖然沒有根本解決擁堵問題，但上海車牌拍賣所得補貼公共交通，改善公共交通環(huán)境，推遲了小汽車在上海的使用，為公共交通建設贏得了時間。

    但競價模式也造成上海車牌水漲船高。2012年5月，上海車牌拍賣均價突破6萬元大關，創(chuàng)下新高。最近幾年，上海車牌仍在上漲。上海個人私車額度2014年度的最后一次拍賣12月20日結束，自今年8月份以來的競拍人數(shù)下滑趨勢暫時停止，96972人競拍，平均成交價73687元，均比上月有小幅上漲。2014年全年車牌拍賣均價也維持在74000元左右。

    廣東省委黨校省情研究中心主任蔡兵對表示，采取“拍牌”還是“搖號”要根據(jù)各個城市的實際情況而定，北京為何選擇“搖號”而上海為何選擇“拍牌”自有其道理。不論“拍牌”還是“搖號”，都有其不足。

    北京的“搖號”政策雖然機會平等，但是產生了許多閑置不用的號牌，導致了資源浪費;上海的“拍牌”政策，價高者得，照顧的只是有錢人。如果只有這兩個方法可選，傾向于普通群眾的話則選擇“搖號”，尊重市場則選擇“拍牌”;照顧群眾意見則“搖號”，解決財政問題則“拍牌”。這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或許可嘗試這兩種方法的組合：拿出一部分指標用于“搖號”，一部分指標用于“拍牌”。關鍵問題在于政府出臺這個政策的目標是什么?限車數(shù)量、限車手段均是可以討論的對象。

    所以此前，很多專家建議小汽車限牌模式是搖號與拍牌并舉，拿出一部分搖號資源實施拍牌，這樣就分流了剛性的高端需求，搖號獲取的是低成本購車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