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xù)唱新文化運動之歌：白話的城市與白話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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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危機意識是一個民族文化復興的基本條件。在民族身份和人地關系這兩方面的危機意識是當代中國設計創(chuàng)新的動力也是評價中國現代設計的根本標準。85年前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革命，給當代中國城市和景觀建設以許多啟迪。為實現景觀設計現代化，文章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創(chuàng)造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尊重平常、回到人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以獲得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

關鍵詞：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 城市設計 景觀設計 白話文

　　一、引言

　　關于設計學科(建筑、景觀設計、城市規(guī)劃)的現代化問題，建筑學方面的討論已經有不少了。但在景觀或者說風景園林方面的，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也難怪，生在今日的中國，做一名景觀設計師是幸運又痛苦的：幸運的是，我們可以有以往幾代人都沒有的實踐機會：痛苦的是，這個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劇烈，在混亂的學科定位面前，在如過江之鯽的流派、風格。理論面前，我們又很難把握。思考的高度、時間和深度都局限著理論的總結。但筆者深信，立足本土，擴大視野，站在歷史與社會發(fā)展的高度進行反思，有助于我們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潮流，早日實現設計學科的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五四”開始，之后，華夏大地上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20世紀一切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五四”精神，關于新的文化、新的語言、關于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永遠值得追懷。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現代化的目標只在白話文里得到最完全的體現，我們的小說，我們的散文，我們的詩歌是最早實現現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為標志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運動，它起初試圖通過中國的現代化來實現民族獨立，個人個性的解放和社會的公平。廣義上講，是一場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革命，倡導全方位的現代化。80多年前的20世紀一二十年代，中國的設計學還在痛苦的草創(chuàng)之中，在現代建筑被動輸入的情況下，一切還處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這“鐵屋中的吶喊”過后，中國現代設計的先驅者們才浮出水面，不能說他們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但時間的陰差陽錯、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們選擇丁多種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繼承傳統(tǒng)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國的現代建筑，還有一些人則開創(chuàng)性地整理和保護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文化遺產。無疑這些工作都是當時迫切需要進行的，正是先輩們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設計學科的成就和發(fā)展。

　　85年過去了，從新文化運動的宏偉目標來看，就我們所關心的設計學科成就巨大，但也應有更多的期待。特別是中國園林，幾乎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沖擊，而成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文化及精神的最后避難所(在此申明，決不是要砸爛這些園林，珍惜和保護文化遺產本身是現代設計學的重要精神)。有理由相信，真正實現全面“文藝復興”機會是在當代中國，而在設計學中尤其如此。

　　二、設計學科的大視野，當代中國面臨的兩大危機：民族身份與人地關系

　　傳統(tǒng)上，設計行業(yè)是不喜歡有人談時代背景、談理論的。我們習慣的是一上來就畫，就展示一點徒手能力，“一張白紙，可以畫最美好的圖畫”，但面對中國這樣一張飽經滄桑的紙張，我們僅僅有一點工程師的知識、有一點美術功底恐怕是不夠的。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陳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讓建筑師變成描圖機器，是呼吁回到設計學科本身的話，在設計人員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種大的。不局限于設計學科本身的視野。

　　那么，對于設計學科來說，這樣的大視野是什么？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處的時。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首要的認識是中國是正處在一個邊緣上的大國，在傳統(tǒng)與現代化的邊緣，在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邊緣，正是一個蓬勃發(fā)展而又充滿危機的時代。“危機”二字在中文中意味著危險與機遇同在。沒有危機意識就不可能有復興。處在這樣的中國、在這樣劇烈變化的邊緣中，如果不是愚昧無知的話，看不見前景和機會無疑是悲觀主義的，而裝著看不見危險則顯然是不道德的。
　
　　基于“危機”與復興的關系，有一種說法認為，世界上曾經有兩大文藝復興，一個是歐洲的原本意義上的文藝復興（1350-1600），來源于包括黑死病在內的危機和恐懼，它促使人類擺脫了宗教的蒙昧，開始走向科學理性與人性的時代，最終成為工業(yè)革命和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第二大類似意義上的“文藝復興”是在20世紀初的美國，來自與歐洲獨裁主義者的戰(zhàn)爭、冷戰(zhàn)和核武器的恐懼和危機，從而有了現代高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將人的創(chuàng)造力與創(chuàng)業(yè)精神體現到了極致，是信息時代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就“五四”和與之幾成同義詞的新文化運動而言，當年中國知識界的危機意識是根本的基礎。可以說文化的落后、社會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國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機意識。

　　與當年相比、當代中國也面臨兩大危機，認識這兩大危機足以產生具有世界意義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真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而設計學的領導和推動作用是其它學科和文化領域所不能替代的。

　　1．第一大危機：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

　　所謂民族身份或文化認同(Identity)即是梁啟超所謂的“以界他國而自立于大地”的個性和特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identity被視同為共有的信仰和情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社會角色和身份。從政治學上講，它是形成國家，建立國家和現代化、民主政治過程的政冶資源，體現在國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作為現象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identity在文化景觀與人文地理學中的含義是一個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地理特性，是對場所精神的適應，即認定自己屬于某一地方，這個地方由自然的和文化的一切現象所構成，是一個環(huán)境的總體。通過認同該地方，人類擁有其外部世界，感到自己與更大的世界相聯(lián)系，并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說景觀是讓會意識形態(tài)的體現和符號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說景觀是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證。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而在當今中國尤其令人擔憂。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一種鮮明的民族身份，或者說不存在文化認同問題，傳統(tǒng)中華民族5000年了，人家都認同這個民族，黃種人，黃皮膚、認同于我們的祖先黃帝、地理空間上，我們認同于“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的整體環(huán)境：無論夷夏，我們認同于華夏文化，這個民族的身份鮮明地表現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統(tǒng)下，我們認同于康熙乾隆，認同于唐太宗，甚至認同于秦始皇，我們的身份證便是帝王們的紫禁城甚至于他們揮霍民脂民膏建沒的離宮別苑、士大夫們的山水園林，無數同胞血汗構筑的長城，無數勞役開鑿的大運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國，這種民族身份是很鮮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會把中國人稱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漢人，正因為認同了一種獨特的民族特征，獨特的建筑和獨特的文化，翻開到2004年為止的世界遺產目錄，被認為代表中國的世界遺產有29項，除了其中的4項為自然遺產外，絕大多數是封建帝王、士大夫們的宮苑和死后的墳墓及其為維護其統(tǒng)冶的宗教廟宇建筑和軍事設施。我們當然要珍惜歷史遺產，保護和善待它們是文明程度的標志。但現代中國人，準道還要繼續(xù)這種古典的認同嗎?我們當代的文化認同是什么呢？用什么來作為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證? 綜觀近百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看出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危機的發(fā)生有其歷史性，是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開始就有了。文化認同的危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晨重要的動因。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得洋務派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辛亥革命的勝利和軍閥混戰(zhàn)、民生凋敞的事實反差，使得“五四”先賢們意識到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使得他們從“器”與“技”的局部思考轉而向海外尋求民族解放和中國現代化的思想文化資源，因此在極端的情況下，“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成了五四的標志性口號，以至于一些學者對于“五四”徹底顛覆傳統(tǒng)文化長期以來耿耿于懷。但即便如此，“五四”仍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高高飄揚的旗幟。

　　時代發(fā)展列今天，在封閉多年打開國門之后，西方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落差再—次凸顯在中國知識界面前，加之市場經濟的沖擊，文化認同的危機，包括對新的由“五四”和建國以來形成的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危機，在知識界再次發(fā)生。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新國學熱”、“后現代熱”、“新市民文化熱”以及各種知識分子話題的討論，多少都表現了尋找文化認同和民族身份的焦灼心理。

　　與此同時，作為民族身份證的中國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臨著多方面的危機，包括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tǒng)文化的大破壞、全球化對地域文化的撞擊等。這種建筑文化危機正是又一次文化認同危機的結果，城市景觀建設中的貪大求洋、歐陸風的興起無不是這種危機的表現。

　　如果說殖民建筑，“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式的公園以及對傳統(tǒng)中國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時代第一次文化認同危機在設計學領域的反映的話，“城市化妝運動”正是當代第二次文化認同危機給城市景觀建設帶來的惡果。當代中國設計師應效力于努力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絕不應讓“城市化妝運動”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擋設計學的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和景觀設計領域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個設計師所應該回答的問題。法國路易寸十四的凡爾賽宮非常宏偉巨大，它跟圓明園是同時代的，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國的紫禁城，是中國封建帝國的經典，同樣令人嘆為觀止；當年?？怂箞D氏五世(Sixtus V)和相繼的多位羅馬教皇，通過向信徒們賣“贖罪卷”，營造了一個圣彼得廣場。而我們的教科書一遍又一遍地把它當作寶典，頂禮膜拜。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再到法蘭西帝國和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者，都曾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形式、甚至同樣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觀，它們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最終來到廠中國的城市，成為當代許多中國人主動或被動的認同。幾乎每一個城市至少有一個大廣場，幾乎所有這些廣場的模范就是凡爾賽宮前的廣場和模紋花壇，或是羅馬圣彼德廣場，成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廣場：我們在認同古典歐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認同于古代中國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始認同于所謂“最現代”的建筑和景觀，杰出的例證是國家大劇院，它是法國建筑師在中國首都的“杰作”，它將迫使未來的中國人去認同，另一個例證是中國央視大樓，在傳媒時代央視大樓相當于一個民族最權威的象征，一張不可誤認的民族身份證，這是中國人正在準備要認同的。我本人不試圖從建筑學本身的角度來評論它們，它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這種建筑的背后，作為接受了這種建筑的人們，實際上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tài)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筑。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fā)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筑，因為，它們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理性，科學與民主。功能服從形式：而是在用10倍、甚至更昂貴的花費，在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當代的中國，那些“帝國”建筑師們實現了他們的“帝國”夢想。我似乎重新聽到了百年的美國城市美化運動中建筑師Danid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規(guī)劃，因為小規(guī)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規(guī)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國主義建筑師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新德里的宏偉設計被采用時的興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國主義萬歲，專制萬歲。所幸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國真正走向一個理性?？茖W、民主和平民化時代的進程，“帝國”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預見的。作為當代中國設計師，我們更應深刻領會中央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精神，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和文化的進步，而決不應讓“帝國”建筑，遮擋民主和科學道路的前景。

　　邊緣上的中國使我們的文化與民族面臨身份的危機：
　　是古典的西方帝國？
　　封建的中國古典？
　　還是帝國的現代西方？

　　2．第二大危機：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

　　回憶新文化運動當年的危機，當時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還沒有生態(tài)危機，人地關系危機還沒有今天嚴重，廣大的鄉(xiāng)村還被西方人士描寫成“詩情畫意般的”。而我們這個時代又多了一層危機，就是人地關系的危機。

　　2003年，中國人實現了千年的飛天夢想，神州5號邀游太空，中國人得以親眼看到中國大地的全貌。我則希望這張祖國母親的影像能喚起一個期待復興的民族的憂患意識，那是一幅何等遼闊而又如此枯黃的土地！與她的鄰國相比，她的綠色是何等的稀缺。而如果我們將這影像在某一點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腳樓前，三五位老鄉(xiāng)正用被幾代人使用過的鋤頭，將一株百齡老樟樹，從祖先的墳旁連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葉，從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樹收購商手里接過60元人民幣，眼巴巴地望著拖拉機將那斷廠枝葉的詛先手植樹拉往城里……當它們再次出現在城市景觀大道旁邊或高檔別墅區(qū)里時，已身價萬計，而留給土地的不僅僅是那個黃土坑，還有那黃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僅僅是茂密的柱葉，還有包括那棵樹上的喜鵲和地下的蚯蚓在內的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那庇護家園的“風水”。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美化和綠化，在搞所謂的房地產建設和城市建設，而整個過程中，設計師多半是個幫兇。

　　關于中國高速的城市化進程，許多學者都有論述。據研究，在未來近10多年時間內，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從目前的37％達到65％。同時，伴隨網絡時代的到來，中國大城市的郊區(qū)化也已經開始，并日益嚴重，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對比為例，可以發(fā)現城市無節(jié)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觀的變化是多么的劇烈和讓人生畏。我們在遠離土地，再看未來北京CBD的電腦模擬圖，和國際大都市的另一位競爭者——上海的電腦模擬圖，它們對紐約與香港的認同程度昭示了未來中國居民的身份和處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國人地關系面臨空前的危機。當代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主要表現為人口負重與土地資源緊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加劇了這一矛盾。

　　高速城市化擴張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區(qū)的擴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城，城市景觀的涌現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原來的農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種多樣的土地鑲嵌體都變成了單一的城市建成區(qū)。大地景觀正在發(fā)生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化，其影響無疑是根本性的。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民族生存空間的危機、國土生態(tài)安全危機是史無前例的。而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善待土地，在無知與無畏的患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

　　三、續(xù)唱新文化運動之歌：白話的墟市與白話的景觀
　
　　在一個實現廠民族獨立，開始走向國家強盛的時代，面對嚴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關系這兩大危機，繼續(xù)新文化運動、重新認識“五四”運動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和反帝反封建，完成日5年前沒有完全實現的文藝復興的使命，對設計學科的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文學革命和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最大的成果?；仡櫤蛯φ找幌庐斈陮ξ难晕牡呐?，再來認識我們現在城市和景觀建設領域的某些思想意識，令人感慨無限。

　　在當時，由于歷史造成的分離，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早巳脫離昔通民眾，脫離日常生活，僅僅作為一種上層身份的標識存在于正式的通電，文告之中，因此，白話文倡導者們提出要打倒和廢除這些“死文字”、因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而許多舊派人士，卻一定要維護文言文這“天下至美”的文字，維護士大夫與“引車賣漿之徒”相區(qū)別的一種身份。所以，魯迅曾講，“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樣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當年尖銳地批判到：“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正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找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所以他宣告：“死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要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也許他是偏激了，但他關于白話文的奮力呼喚難道不值得當代中國設計學的聆聽嗎？

　　作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標志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85年了，而中國的城市，特別是中國的園林，除了“拆”舊建新外，卻似乎并沒有受到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洗禮，相反，只要認真考察，便不難發(fā)現，這種“拆舊建新”恰恰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的封建大一同。非理性、非科學、非民主的反映。暴發(fā)戶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觀成為當今“城市化妝運動”的主角。一向被奉為國粹的封建士大夫園林卻成為中國五千年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最終庇護所，揮之不去的亭臺樓閣、小橋流水、曲徑通幽，與橫行于中國城市的化妝運動相雜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會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是作者對中國目前城市景觀、城市的建筑、特別是城市景觀建設的危機感，為什么中國設計學、特別是景觀設計會落后呢?簡單的講有以下幾大原因：
　　第一，“五四”之后，從思想文化本身來講，新文化運動沒能繼續(xù)走向深層，幾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形態(tài)仍然存在于社會深處。
　　第二，時代的陰差陽錯，很多杰出的設計師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去開展現代景觀設計研究和實踐，而層出不窮的政治動蕩和對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最終都使中國設計界在國際現代設計思潮最活躍的時代，失去了參與交流的機會。一部《城記》、生動地反映了那一代杰出設計學家所經歷的可歌可泣的遭遇。
　　第三，改革開放后，在已經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文化認同上的混亂導致了兩種反差極大的設計思潮，一方面是崇洋運動，誤解現代沒計的精神，而把西方設計的形式當作現代，另一方面是國粹運動，所謂奪回古城風貌運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是現代化的敵人。而所有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體現在景觀設計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設計美育上的空白。

　　必須強調的是，白話的建筑，白話的景觀和白話城市，決不等于西方現代設計的形式，而是理性與科學，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陳志華先生說得好，“我們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現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們用民主性和科學性去衡量，它們未必有很高的現代性。這就是說，它們仿廣西方現代建筑的外形，卻并沒有獲得現代建筑的本質。”城市中我們看到很多現代的建筑，甚至我們看到央視大樓、大劇院也是現代形式的，但是它們絕不是現代建筑的本質，它們沒有現代建筑精神，它們只有形式，哪怕是最現代的形式，如同舊傳統(tǒng)和古典的形式一樣，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足封建土大大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一百個國家大劇院或一千個央視大樓這樣看似“現代西方”的建筑，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個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和百萬個以展示政績?yōu)槟康暮鸵浦捕逊e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和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愈來愈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愈來愈遠。因為，它們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識和暴發(fā)意識以及古典中國封建士大夫意識的幽靈附體，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觀現代觀的體現。特別是園林，我們還在搖頭晃腦陶醉于我們的國粹園林，當然我決不是置疑它們作為文化遺產的價值，但是如果還是用它的原則，用它的理念來造現代中國廣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現，重拾士大夫精神，那顯然是大錯特錯。

　　經過20多年，現代精神日益在中國社會中被領悟，我們終于有了實踐和實現現代設計的土壤，所以說，我們有條件來繼續(xù)新文化運動沒能完成的使命，將新文化運動進行到設計領域，呼喚城市和景觀設計的白話運動，來建造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的、日常的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這個“白話文'是什么?簡單地講，就是“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它是對中國面臨的民族身份和入地關系兩大危機的應對：

　　(1)所謂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國人的生活，當代中國人的生活．從平常和當代生活中找回屬于當代中華民族自己的身份，它的對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國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西方現代。那些強調形式主義和紀念性的，無病呻吟的城市化妝，是白話和平常景觀的敵人。

　　(2)所謂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適應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過程：回到完全意義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經濟或其 他意義上的土地。重新認識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類的棲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學地解讀和規(guī)劃設計的生命系統(tǒng)、土地是充滿意味的符號、土地是人人所以為之歸屬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

四、結語

　　早在40多年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兩個學生就發(fā)出了《我們要現代建筑》的呼吁，可惜時代的錯誤卻讓他們懷壁其罪。幾十年過去了，歷史已經還他們以公正，“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建筑”曾是他們的出發(fā)點，景觀何嘗又不是如此呢?能夠表達我們時代的景觀，提倡城市景觀的“白話文”，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與地方性，讓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態(tài)化，正是科學與理性，自由與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真正體現，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適宜技術的景觀，正是尊重和適應土地及土地上過程的設計，構成城市景觀的“白話文”，也是景觀和城市特色的源泉。設計白話的城市和白話的景觀無疑是中國現代設技學，特別是景觀設計學所面臨的艱巨而令人激動的任務。

　　最后，作為結論，我們可以說，一個設計是否是現代的、或者是否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在當代中國的最終評價標準就看它在面對中國當代兩大危機面前是否經得起檢驗，即它能否彰顯當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和能否改善當代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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