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的復歸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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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制度政治學表面上是對傳統(tǒng)政治學的復歸，但實際上是在對當代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對傳統(tǒng)政治學中一些重要問題的重新關注。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西方學者在結合傳統(tǒng)政治學和當代政治科學方面的一個嘗試。

　　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tǒng)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fā)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qū)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tǒng)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tǒng)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tǒng)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fā)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tǒng)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tǒng)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fā)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tǒng)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fā)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tǒng)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tǒng)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tǒng)分析開創(chuàng)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tǒng)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fā)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舨妓股钤谏鐣紊罨靵y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yè)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guī)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tǒng)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guī)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tǒng)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tǒng)。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fā)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yè)著作?？梢哉J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qū)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guī)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div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fā)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huán)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yōu)槭裁催@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guī)в刑嗟膬r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yè)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yè)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huán)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guī)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tǒng)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guī)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tǒng)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tǒng)，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guī)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huán)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wěn)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wěn)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yōu)樽约洪_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fā)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fā)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guī)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guī)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guī)則系統(tǒng)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fā)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fā)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yōu)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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