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瑜：建筑與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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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卓創(chuàng)國際副總經理 胡瑜

Q：您對目前市面上住宅產品趨同性非常強這件事怎么看?

胡瑜：有幾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商業(yè)市場的推動。開發(fā)商追求速度，肯定存在大量的復制。一線開發(fā)商都在打造自己的產品線，目的之一是控制成本，第二就是方便復制，這樣才能縮短開發(fā)周期，才能帶來更大的收益。這種現狀其實和我們建筑設計所追求的多樣性有一定矛盾性，但這是目前全國房地產開發(fā)所共同面對的問題。現在房地產過了飛速發(fā)展的黃金十年，市場驅動房地產進入精細化設計階段，這對建筑設計師來講是件好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有時間去思考關于建筑本身的問題。

目前市面上歐式古典風格、托斯卡納風格的產品遍地都是，我們迎合市場也做了很多，從建筑師角度來講，其實還覺得挺遺憾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文化是很寬容的，在中國也可以有這一類風格的建筑。市場接受就說明這類產品有存在的邏輯。龍湖地產做過一個調查——“消費者心目中的洋房是什么樣子的”。調查出來的結果是地中海式的，托斯卡納風格最受歡迎。受調查者都覺得這是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方式，藍天白云，紅色的瓦，黃色的墻，氛圍特別好，反而是我們認為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中式風格不怎么被現在的普通大眾所接受。第一個原因可能是大眾認為傳統(tǒng)中式風格和自己對居住環(huán)境的愿景有差距，吸引力不足。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對傳統(tǒng)中式風格的研究和挖掘的還不夠，畢竟它和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和節(jié)奏都有一定的脫節(jié)。

Q：建筑與人、建筑與城市的關系是什么?

胡瑜：中國老祖宗講天人合一，這個理論到現在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建筑和人的關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建筑的方式，人與建筑構成了城市。

城市的發(fā)展有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生長，自然生長就是天人合一，因勢利導，自然地逐漸的隨著人口的繁衍，由村子變成鎮(zhèn)子，再變成縣城，變成更大的城市，城市的功能會自發(fā)的逐漸完善，它最符合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及需求，所以自然生長的城市有他的科學性。第二階段就是人為規(guī)劃城市發(fā)展。人類的文化發(fā)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有意識的主導或者控制自己的一些行為，城市規(guī)劃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體現。再加上我們發(fā)現純粹的靠自發(fā)的生長有很多弊病之后，就希望預判到，并提前做好規(guī)劃。一分為二的看，人為規(guī)劃模式有很多有利的地方，尤其是對于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來說，這種以科學的研究為依據的人為控制和規(guī)劃城市建設的方式，更趨于合理。

對于現在的一些田園城市，像西咸的這種組團式的發(fā)展，其實更多的是借鑒了第一種自然生長的城市肌理。從這點來講，兩種方式能夠完美結合是最理想的。關于城市規(guī)劃的理論在長時間的發(fā)展過程中也在不斷的變化和修正，現在覺得田園城市可能是一個發(fā)展方向，但是未來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會有新的思想出現。

Q：為什么中國很多標志性建筑是由外國機構操刀?

胡瑜：中國很多的地標建筑都是外國建筑師設計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西方現代建筑發(fā)展歷史比國內長很多，現代建筑設計的探索和技術手段也更成熟。設計這些地標建筑對西方建筑師也更加得心應手。地方政府和開發(fā)商有時候需要這樣的先進設計思想來提升城市形象和企業(yè)品牌，兩方面因素促使大量的地標建筑由外國建筑師來設計。這些地標設計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也有一些是新奇古怪的實驗性東西。從業(yè)內來看，有一部分國外建筑師拿中國做了一個建筑試驗場，并沒有沉下心來研究或者分析中國的文化特色。

中國建筑師需要一個機遇。中國的傳統(tǒng)建筑教育也需要改革，雖然建筑是一個藝術的范疇，但畢竟受制于技術。而我們大學的建筑教育的條條框框就特別多，容易限制了思維和創(chuàng)意，導致中國很多設計師的作品大多流于平庸。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學習，中國建筑師的文化自信的加強，相信未來中國的建筑師設計的地標性建筑越來越成為主流。

Q：西安是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城市，新的建筑如何同這些保留下來的經典建筑，如大雁塔、鐘樓相融合?去年業(yè)內推出了“民間長安現代十塔(樓閣)評選”活動，結果前三名(長安塔、丹鳳門、紫云樓)都是張錦秋大師的仿唐式建筑。在西安，新式建筑好像不太會被大家所記住，它們怎么才能和舊的建筑相得益彰?

胡瑜：其實你說的張大師的作品也是新的建筑，像長安塔就是鋼結構做的，這和我們傳統(tǒng)的塔的差異是很大的，但是它有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神韻在里面，而且西安有這個文化情結，所以很容易被接受。我們年輕的時候很憤青，總是覺得西安總是不發(fā)展，總是老一套，一點都不時尚，現在回過頭開看，幸虧西安堅持下來了，也幸虧我們西安有一個張大師，這是個很值得慶幸的事情。

有文化底蘊的城市，才有可能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西安這樣的定位，自然有他的戰(zhàn)略考慮，如“一帶一路”，絲路起點等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安是中國的一個文化符號。

過去西安的城市規(guī)劃要求很嚴格，老城區(qū)限制發(fā)展，只拆不建，并把保護區(qū)跟協(xié)調區(qū)分的很開。西安可以有新建筑，甚至是完全可以有很現代的建筑，我也不認為這類的建筑就不代表西安。在城市外圍如高新區(qū)，就完全不受限制。但在我們的文化保護區(qū)，尤其是城墻周邊，這方面的控制應該很嚴格。我覺得西安制定的城市規(guī)劃導則還應該更細，對傳統(tǒng)保護區(qū)的主色彩，高度、尺度、風格做更深層次的限定。在傳統(tǒng)建筑保護范圍內，新建筑的設計要放下身段，以恭敬的心態(tài)來做。舊的建筑也應該鼓勵有引導的自我更新，滿足現代社會的使用需求。這樣新舊建筑才容易相得益彰。

Q：您剛提到很多地方打破了這種高度的限制，那么引出一個問題。對于現在西安正在建設或者規(guī)劃建設的眾多超高層建筑，如何看待?

胡瑜：西安按下不表，我想談談一個其他城市——巴黎。這個城市當初不允許修超高層建筑，這是巴黎城市規(guī)劃要求的，建設埃菲爾鐵塔的時候，巴黎人很氣憤，認為破壞了巴黎的市容。因為巴黎那座浪漫之都的尺度都是多層建筑，很優(yōu)雅也很藝術，突兀的一個鋼結構的形態(tài)出來，爭議是很大的，當然現在經過了上百年了，逐漸被接受了，并作為巴黎代表存在。但是巴黎在很長時間之內都是嚴格限制高層建筑的，更別說超高層建筑了，只是前些年在他的一個德芳斯新區(qū)—開始出現比較高的建筑。

中國的超高層，更多的是城市政績的要求。要說在西安，修這么多超高層建筑不一定有這個必要，但好在它們都在城市的新區(qū)。我們文化講究包容，如果西安有這個審美需求，而且在不違背我們城市大的發(fā)展格局和整體規(guī)劃的情況下，是可以嘗試的，不要過分追求就可以了。如果是為了提升形象，結果高而無用形成爛尾樓，那就得不償失了。對于市場而言，如果一些企業(yè)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有在超高層里面辦公以提升形象的需求，也是可以的。

Q：消費者在回歸理性，建筑設計會不會也有一個回歸?

胡瑜：建筑從最本質來講就是給人使用的，人使用的舒服，才是一個優(yōu)秀的建筑。這個“舒服”的概念里就包括綠色、環(huán)保、品質、環(huán)境等等，是一個很全面的概念。

回歸本質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前些年時間房地產的爆發(fā)式生長，不是一個理性的常態(tài)，大家都急功近利，設計公司為了要維持公司的運營，也不可避免地迎合市場，模仿或者是簡單的復制在行業(yè)很普遍，沒有幾個人會沉下心來認真的做設計。市場在慢慢回歸理性，消費者也回歸理性了，那么建筑師回歸理性是理所應當的，從建筑師所要承擔的責任角度來講也是很正常的。

Q：您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參與過設計，當中有沒有發(fā)生一些由于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特征而引發(fā)的趣事?

胡瑜：講一個成都和西安兩地建筑設計的趣事。成都的城市規(guī)劃和建筑設計比西安要靈活的多，到成都你會發(fā)現時尚感更強。他的設計規(guī)劃的特點更多是景觀優(yōu)先，而且成都的氣候對于日照的要求沒有像西安這么高，它總是陰天，所以對于向陽朝南這個訴求不是非常明顯。所以我們在成都設計的房子就是順應景觀的塑造圍合和傾斜布局。到了西安以后設計了一個類似風格的建筑。結果西安的規(guī)劃就要求正南正北符合城市的方格網格局。我們設計師經過溝通和修改，在滿足城市格局的基礎上兼顧了景觀朝向和沿街界面打造，最終也得到規(guī)劃部門的認可。

過了幾年我又在成都設計了一個商業(yè)綜合體，在整個梳理完場地條件后決定做一個很整齊的方格網結構。方格網有他的好處，比如地下空間的利用率高等等。結果到了規(guī)劃局，“我們成都就沒有這么規(guī)整的東西，你能不能把設計變化一下，扭一下，空間變化一下”

這就是地域文化差異、居住習慣的差異帶來的設計差異。在我們做了全國的項目之后，對這方面的理解就更深一點。所以說怎么樣結合地方文化來做地方適合的建筑，對建筑師來說是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