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走馬燈式”官員調動致使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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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周期性調動，或使其任內開啟的工程陷入無以為繼的尷尬局面。繼任新官理政，前任者的“半拉子”工程卻未必能獲重視。小至栽花種樹，大至巨額工程，前后兩任官員工作銜接出現(xiàn)“斷裂”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外界分析，破解“人走茶涼”、“人走政息”的困局，需要制度設計護航。

官員調動頻留“爛攤子”引爭議

近來，有關耿彥波的爭議再次引爆輿論。作為耿彥波的繼任者，大同市市長李俊明一再表示，政府是連續(xù)的，并承諾新官要理舊賬，做到“五個凡是”以全力保障政府工程的推進。此番媒體曝出，耿彥波被調離后被叫停的125項在建工程，或因債務壓力而停工。

事實上，因官員調動等原因導致的“爛攤子”并不少見。今年10月，官方曬出清單：全國叫停663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其中，申維辰任太原市委書記期間主持的龍?zhí)镀瑓^(qū)改造工程再被提及。申維辰早在2010年調職離晉，于2014年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落馬，然時過境遷，有報道稱這一項目當前仍處于“半拉子”狀態(tài)，有市民仍不停投訴上訪。。

離任官員收獲了政績，但與此同時，還款責任和債務風險卻被轉嫁給下一屆領導班子。“人一走，茶就涼”，施行項目的好賴似乎成了一筆“糊涂賬”。

在中國，“新官理舊政”并非法律的強制要求，不少聲音指出，繼任者應當有“理舊賬”的接力思維。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一些情況下，并非新官不愿意為前任買單，而是無力買單。

“無論是資金、項目工程、開發(fā)商等，都是跟著人來、跟著人走。人一走，工程就成了‘半拉子’，而攤子太大，會讓新任者‘玩不轉’。”竹立家對中新網(wǎng)記者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則指出，每個官員上任后有自己的施政思路，但如果后任不認前任的賬，會造成巨大浪費。由于任期過短，部分官員對需要長期規(guī)劃、長期投入的基礎性工作喪失興趣，而熱衷于脫離實際的“眼球經(jīng)濟”，結果給后任留下“大窟窿”。

對此，汪玉凱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對造成嚴重后果的“爛攤子”給予高度重視，在整體上考慮如何清算，以最大程度地減少老百姓的經(jīng)濟損失，否則可能會導致群體性事件，造成社會的不穩(wěn)定。

“走馬燈式”調動亟待更細化制度規(guī)范

針對由于官員調動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有評論指出，即便官員工作變動屬正常，但其開啟的諸多重大工程卻容易被忽視，官員任期或調動安排應與重點工程掛鉤。

關于官員任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五十八條規(guī)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每屆任期五年。”2014年最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則明確，“地方黨委和政府領導成員原則上應當任滿一屆”。

黨政領導干部實行任期制，旨在避免官員搞裙帶政治。然而，“走馬燈式”的官員調動難免致使朝令夕改，地方政策缺乏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

曾有報道指出，在很多地方，不僅縣上“一把手”調動頻繁，鄉(xiāng)鎮(zhèn)班子更顯突出，幾乎是一年一任，往往干不滿一屆。

竹立家說，“領導干部調動頻繁對地方經(jīng)濟造成的不良影響比較嚴重，官員的任期問題需要相關部門嚴肅考慮，已出臺的規(guī)定要嚴格執(zhí)行。”

汪玉凱接受中新網(wǎng)記者采訪時則建議，應進一步改革干部考核機制，并穩(wěn)定干部的任期。

記者注意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已提出，“改革政績考核機制，著力解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同時提到“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評價制度”。

此外，也有觀點認為，在改革現(xiàn)行官員政績考核機制的同時，增添老百姓考核元素，才有可能杜絕“半拉子工程”，倒逼官員兌現(xiàn)“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諾。

用法治環(huán)境破解“人走政息”困局

有評論曾指出，只有當基層政改及制度創(chuàng)新的動力不是源于地方政治精英的個人偏好和政績驅動，而是由于中央和地方高層的剛性政策要求和改革發(fā)展的大勢所趨時，才有可能真正破解“人走政息”的困局。

網(wǎng)友“蕭銳”認為，官員決策的大刀闊斧能否同時得到有效的制度監(jiān)督，需要有更多民主討論、決策的程序，“既定的城市建設規(guī)劃，不因為個別領導的到來而改變，也不因為其離任而舉步維艱，這或許才是城市走出政績怪圈的關鍵。”

人民日報也曾刊文指出，樹立法治觀念，推進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打消群眾焦慮的最佳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地方重大行政決策、發(fā)展規(guī)劃等行政行為，既需要經(jīng)過規(guī)范的法律程序，還需要公開透明、完善監(jiān)督考核。如此，才能讓民眾的“不確定感”減少，對未來的信心增加。

至于具體制度設計，汪玉凱建議，黨管干部應當在法律和制度范圍內進行調動，設立領導干部的終身負責制，進行相關的追責。

事實上，官方對此已有所部署。其中，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完善和落實領導干部問責制”；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明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竹立家進一步表示，官員對于政府項目的終身負責制，當前并沒有具體條文進行規(guī)定，但是相關責任必須細化。而諸如追究的渠道、追究的主體等問題，則有待相關部門出臺法規(guī)做以規(guī)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