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房交易后突然冒出個“債主”來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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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常某是外地人，為了子女能在南京上學，2007年2月，他和妻子通過中介公司，拿出21萬元積蓄向陳某買了一套房屋，這套房子屬于陳某拆遷安置的經濟適用房。根據規(guī)定，房屋的產權證到2009年8月才能取得，常某、中介公司及陳某三方共同約定，由常某先行付清全部房款后搬進入住，房產過戶則等到陳某取得產權證后進行。

　　2010年1月23日，常某忽然接到法院的一紙訴狀，素不相識的任某將他告上法庭。原告任某稱，2009年9月16日已取得了此套房屋的所有權，發(fā)現(xiàn)常某一家住在房屋內，故訴至法院要求常某歸還此房。常某出庭應訴時發(fā)現(xiàn)，原告任某取得這套房屋，是因為他于2008年12月底借款16萬元給陳某，因陳某到期未歸還借款，任某于2009年7月訴至法院要求陳某還款，庭審時雙方達成調解協(xié)議，因陳某沒有按照調解協(xié)議的約定按期還款，任某申請強制執(zhí)行，雙方在法院執(zhí)行中又達成調解協(xié)議，陳某愿以自己名下的這套房屋抵16萬元欠款，法院作出執(zhí)行裁定，將此套房屋過戶至任某名下。

　　任某據此取得產權證后，隨即起訴要求常某一家即刻搬出，常某出示了之前與陳某的買賣合同后，法院認為常某居住在該房屋內并不是非法占有，駁回了原告任某的訴訟請求。任某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發(fā)回原審法院重審。官司打到這個份上，常某害怕重審后一旦敗訴，自己一輩子的積蓄就此打了水漂，于是向秦淮區(qū)檢察院寫了一封求助信。

　　“我們在調卷審查了案件卷宗后，發(fā)現(xiàn)一個重大疑點，涉案房屋2009年已價值40余萬元，而陳某卻只以16萬元抵償對任某的借款，明顯不合常理?！背修k此案的秦淮區(qū)檢察院檢察官陳鋼這樣分析。于是，承辦人員立即找來陳某一問究竟，沒想到陳某卻稱根本不認識任某，借錢一事更是無從談起，至于出庭應訴、達成調解之類的訴訟活動自己則從未經歷過。

　　承辦人員更加深了懷疑，既然陳某對整件事都不知曉，那當時法院開庭后，庭上出示的借款協(xié)議、授權委托書等訴訟材料上陳某的簽名又是怎么回事？陳某的回答更出乎承辦人員的意料，“這些證明材料和訴訟文書上的簽名都不是我自己簽的”。承辦人員為了證實陳某的說法，立刻將所有訴訟材料送至南京市檢察院進行物證鑒定，結果發(fā)現(xiàn)不僅陳某的簽名非本人筆跡，任某簽名也非本人筆跡。

　　承辦人員找到任某，經任某回憶：2008年年底，他想買房子，曾向親友打聽行情，直到2009年8月，熟人文某向他推薦了這套房屋，并說能低出市場價十余萬元，大概24萬元能拿下，任某以為撿了個大便宜，隨即通過文某支付了24萬元購房款。

　　承辦人員找到文某，文某最終道出了事情的原委：2008年年底，陳某的兒子小陳分三次向他借了24萬元，到期后小陳沒有如約歸還，一直拖到2009年5月，文某發(fā)現(xiàn)小陳家有一套非自住性拆遷安置房馬上要領房產證，就向小陳提出將該房抵作借款，小陳答復說房子已于2007年賣給常某，但產權還未過戶。

　　“產權未過戶”，這給了小陳和文某“運作”空間。他們四處打聽，了解到可通過訴訟獲得法院的裁判文書，從而對抗之前與常某的購房協(xié)議，小陳、文某商議必須找個“下家”充當購房人，于是聯(lián)系上了朋友任某，說此房可按24萬元的“超低價”購得。之后，他們偽造了一份陳某向任某借款到期不還的欠條，同時為了少付房產的過戶稅款，他們把24萬元改成了16萬元。接著，他們找來另一朋友作為訴訟代理人，偽造了陳某、任某的授權委托書及簽名，炮制了一場借款糾紛的假官司。

　　2011年8月26日，秦淮區(qū)檢察院向這起“借款糾紛案”的原審法院發(fā)出了再審檢察建議書，法院采納建議并再審，2012年2月3日撤銷原判并且執(zhí)行回轉，涉案房屋的產權證仍回到陳某名下，同時任某向小陳、文某索回了買房款。該案雖然已結，但常某房屋權屬糾紛還未了，為充分化解矛盾，秦淮區(qū)檢察院啟動了支持起訴程序，支持常某提起訴訟，要求陳某依合同辦理房屋產權過戶。在秦淮區(qū)檢察院的協(xié)助下，促使雙方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由常某補償陳某部分錢款，陳某為常某辦理過戶手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