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富士康不是靠“被實習”寵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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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17日之前，河南電視廣播大學新聞班學生李生（化名）沒想到他會跟富士康有什么關系。“17日學校開了全校動員大會，號召我們2006級和 2009級幾個班的學生去深圳富士康實習。緊接著，學校派班主任到各個班級動員。”他說，“學校說，我們班40個人都必須去，不去的話沒有畢業(yè)證。” （《中國青年報》10月11日）
    新聞系學生被安排到富士康流水線上實習做免費的崗前培訓，這本身就令人浮想聯(lián)翩——何況，“今年年初，新聞專業(yè)的學生已經實習過了，大部分同學在報社、電視臺等新聞單位實習。”更詭異的是，“不去的話沒有畢業(yè)證”！一切都要回道《河南省教育廳辦公室關于組織中等職業(yè)學校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頂崗實習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通知要求“各單位主要領導要親自過問、親自部署、親自落實，分管領導要深入一線具體指導、跟蹤問效”。
    仔細想想，教育部門似乎在盡自己的職責，但在富士康剛剛落戶的節(jié)骨眼兒上“緊急”要求大量學生“頂崗實習”，這究竟是出于學生或教學的需要，還是傾心紓解相關企業(yè)的燃眉之急？教育部門如何就這樣成了企業(yè)的“貼心人”？二者，既然是專業(yè)實習，當遵循起碼的匹配原則，紅頭文件又如何解釋“學車床專業(yè)并且熱愛這一行的小唐，在富士康蘋果電腦的流水線上實習；學工商管理的小玲被安排在流水線上做操控；學數控的小輝被安排在生產線上做手機外殼加工；學汽修的小于被安排去給電腦風扇貼標簽……”？三者，既然是“自愿”，為什么不止一所學校對學生以“退學處理”、“不發(fā)畢業(yè)證”等形式威逼利誘？又為什么要興師動眾地對各單位主要領導“跟蹤問效”？
    這些問題都逃不過公眾基于常情常理的考量。就在數日前，北大、清華、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等20所高校師生共同完成并向社會披露了一份分量不輕的報告——《富士康調研總報告》，其中重點揭露的就是“濫用學生勞動力”問題。因涉嫌多重違法，公眾正期待勞動監(jiān)察與司法部門及時跟進，或者還原當事企業(yè)清白，或者給相關報告蓋棺定論，而不能任由留言發(fā)酵蘊蓄。當此背景下，紅頭文件為當事企業(yè)“攬工”，多少為民意反彈提供口實，尤須自證清白。譬如根據教育部有關規(guī)定：“不得安排學生每天頂崗實習超過8小時；不得安排學生加班”，那相關企業(yè)安排學生無償加班現象究竟是否屬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大面積使用學生工一旦出現工傷，實習學生工能否陷入企業(yè)、學校、政府“三不管”的困境？
    起碼，紅頭文件欠“被實習”學生一個解釋：實習生在勞務關系中究竟有沒有合法的話語權？教育旨歸與企業(yè)利益、地方政績孰輕孰重？在勞資關系甚為敏感的轉型期，公權部門更需謹記：大企業(yè)不是“寵”出來的，而是嚴格管教出來的，歷史一再證明——資本逐利沖動一旦綁架了權力政績，體面勞動便注定成為一紙空文。公眾心目中的大企業(yè)，不在于規(guī)模之大、管控之嚴、與公權過往之親密，而在于國際化的背景下不只會奢談慈善或低碳，更真真實實涌動著恪守法治邊界、關注員工幸福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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